由于政策推動，國內動保疫苗市場有望進一步擴容。

　　 農業農村部近日發布《2020年國家動物疫病強制免疫計劃》(下稱《計劃》)要求，高致病性禽流感、口蹄疫、小反芻獸疫、布魯氏菌、包蟲病的群體免疫密度應常年保持在90%以上，其中應免畜禽免疫密度應達到100%。高致病性禽流感、口蹄疫和小反芻獸疫免疫抗體合格率應常年保持在70%以上。

　　 根據《計劃》，飼養動物的單位和個人是強制免疫主體，對拒不履行強制免疫義務、因免疫不到位引發動物疫情的養殖單位和個人，將依法處理并追究相關單位和人員的責任。

　　 我國是全球最大的生豬養殖及蛋雞養殖國家，肉雞、水禽、牛羊及其他養殖產能也均處于世界前列。巨大的養殖規模催生的動保免疫市場，已經達到百億級別。

　　 布瑞克·農產品集購網研究總監林國發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，畜禽養殖過程中，合理使用疫苗有利于提高畜禽的抗病性，減少病情，進而減少藥物特別是抗生素藥物使用。國內爆發非洲豬瘟以來，國內養殖業規模化水平又上了一個臺階，而養殖場規模越大，對生物防疫的重視程度就越高。尤其是在2020年我國全面推行養殖過程無抗化的大環境下，需要通過前置的相應疫苗防疫，這些都會刺激動保免疫需求。

　　 他說，商品豬從出生到屠宰，全程涉及到的疫苗，主要是古典豬瘟、口蹄疫、圓環病毒、豬肺炎等，每頭豬的疫苗費用約為30-60元，母豬每年疫苗費用在50-80元。由于我國生豬年出欄量常態性7億頭左右，母豬存欄常態性3500萬頭。單純是生豬市場疫苗市場至少400億。如果包括禽類、牛羊等其他畜禽產品，規模更大。前述《計劃》的推行，將有望推動我國動保疫苗市場達到千億級別。

　　 從世界養殖行業的趨勢來看，不論是出于養殖成本考慮，還是行業疫病和環保政策提高了養殖門檻，都直接推動行業集中度加速提升。而規模化養殖，也導致動物疫病易于發生并快速傳播，加大了防疫難度，從而直接驅動了動保市場的發展。

　　 以世界養豬發達國家美國為例，經過半個世紀的提升，美國生豬養殖場數量從超過400萬戶，銳減至7萬戶左右。存欄5000頭以上的大型養殖場占比，從1978年的3.4%，提升至2002年的53%。與此同時，獸醫服務開始面向健康動物，進入預防階段，獸用抗生素、化藥、疫苗等迎來快速成長，美國動保市場也從1970年的5億美元，壯大至1990年的近30億美元。

　　 由于非洲豬瘟的出現，國內養豬業在原先規模化逐步推進的基礎上，行業集中度進一步提升。對動保行業來說，也面臨著行業擴容、銷售市場化、企業研發升級。

　　 與中小散戶相比，規模養殖企業在動保消費方面，一是免疫效果要求高，更多追求性價比，愿意為高品質疫苗支付高價格；二是單體采購金額大，往往成為動保企業的直銷客戶或大客戶；三是對組合免疫或聯苗的需求更高，降低免疫次數。

　　 根據天風證券發布研報稱，2017年散養生豬平均動保費用僅16.43元/頭，而2014~2018年溫氏/牧原的頭均動保費用為68/124元。長期來看，考慮到我國生豬養殖規模化程度較低、生物安全水平仍待提升、養殖環境更為復雜、多種疫病仍將長期存在，我國豬用疫苗潛在的頭均費用將超過美國當前水平。美國頭均生豬疫苗費用約20元，中國目前僅8元多。若按照7億頭豬，頭均30元疫苗費用計算，則我國豬用疫苗的潛在空間至少為210億元，而2018年不到60億。

　　 在銷售模式方面，招采苗轉市場苗有望加速推進。我國動物疫苗強制免疫類，主要由農業部門指定企業生產，每年由政府招標。非強制免疫類由市場主體自行生產銷售。

　　 然而，政府招采苗存在的問題引起行業關注。政府招標采購的規則主要是“價低者中”，一定程度上導致價格惡性競爭，同時對疫苗質量產生負面影響。此外，動物強制免疫疫苗的發放依靠區縣、鄉鎮獸醫站，而非企業主體，存在疫苗運輸不規范、疫苗有效利用率低等現實問題。

　　 從政策制定方面來看，原農業部在《國家中長期動物疫病防治規劃（2012-2020年）》中明確提出“完善強制免疫政策和疫苗招標采購制度，明確免疫責任主體，逐步建立強制免疫退出機制”。

　　 2016年7月21日，原農業部聯合財政部發布公告，豬瘟與高致病性藍耳病暫不實施強制免疫政策，有條件的養殖場可先打后補。逐步實現養殖場自主采購、財政直補。這意味著，動物疫苗招標制度出現重大調整。政策一出，受到了各方歡迎。

　　 前述《計劃》也提到，各地要加快推進“先打后補”，結合實際制定細化實施方案，力爭在2020年實現規模養殖場全覆蓋。

　　 在市場苗成為趨勢的背景之下，企業的研發也將成為其未來競爭力的核心。今年以來，我國疫苗企業在研發體系建設和研發資金投入方面的力度均在加大，疫苗企業的研發能力有望得到顯著提升。